杨天石：甲午启示 建设现代文明必要之项

随着东海争端的不断升级，中日两国关系已经降到了建交四十年来的最低点，“中日必有一战”、“打垮日本，灭其骄狂”的舆论呼声日高。中国人对待日本的心理阴影可追溯到120年前的甲午战争。那次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命运以及他们的优劣关系。不少人认为，现在的中日关系像极了那时的处境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，凤凰大学问邀请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共同剖析历史，研判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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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天石受凤凰大学问沙龙邀请，发表《甲午启示 建设现代文明必要之项》的主题演讲：

杨天石认为，走出历史的悲情意识，目的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。建设文明社会至少需要四项必要条件。一是要坚持和平外交，反对黩武主义。二是要吸收西方文明优良内容，警惕国粹主义。三是要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，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，不扣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。四是要限制公权，保障民权，坚持民主和法治。

以下为演讲内容：

杨天石：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下午好，谢谢大家，很荣幸有机会到大学问来做一个演讲。

甲午战败最大震撼了中国人

这个甲午战争是给中国人民巨大的刺激，也是巨大震动的一次战争。大家知道在甲午战争之前，我们已经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清朝政府已经跟西方列强定了好几个不平等条约，但是甲午战争和《马关条约》，给予中国人们的刺激，给中国人的震动最大，为什么呢？大家想啊，我们中国一向自己认为是天朝上国，我们是世界上NO.1，第一号大国，这个日本呢原来是跟我们学习的，唐朝的时候派遣唐使到长安来向中国学习，是我们的学生，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国，日本是一个小国，可是这个当年的学生而且是一个小国，居然把我们打败了，这个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。

另外呢，甲午战争的后果，又超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，超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这个不仅仅体现在中国人必须付出巨大的赔款数字，这个赔款数字也是远远超过之前的，而在于中国人当时把最不应该放弃的土地割让给了日本。最初的时候，清朝政府把什么地方割让给日本了，把辽东半岛，辽东半岛可不是个一般的地方，用当时文人的一句话来说，辽东半岛是清朝的龙兴之地，就是清朝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，怎么兴旺起来的？它的根据地就在辽东，那么清朝政府把当年发展壮大的根据地都割让给日本人了，这个中国人也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。

我记得当年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本书，叫《近代诗选》的编辑工作，那么研究甲午战争的时候碰到一本书，叫什么呢？叫《普天忠愤集》普天是普天之下，四海之内这个叫普天，忠是忠心耿耿，愤是愤怒。这个集子里面所搜的诗，都是表现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，表现对中国失败以后的这种耻辱和愤怒，所以叫《普天忠愤集》。所以当年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这种震动，这种刺激或者说这种耻辱感，现在还印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心头，但是我们老是停留在悲情里边，老是停留在愤怒耻辱里面这个也不行啊！所以大学问提出来要走出历史悲情意识，我很赞成，走出来干什么？也就是我今天想讲的，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，要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。那么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，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国家，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条件，那么我今天呢只想讲四个方面。

建设现代文明要反对黩武主义

第一点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坚持和平外交。刚才主持人谈到网上有比较多的舆论，认为中日之间一定要打一仗，而且这一仗要打下来，我们干脆踏平日本三岛。有的网民不仅主张要踏平日本三岛，而且最好是远征到太平洋的那边去，把这个纽约、华盛顿也把它踏平了。我个人不赞成这种主张，我提出这么九个字，第一个三个字是不怕战，就是我们不怕打仗，我们不怕跟外来侵略者，日本侵略者，其他的侵略者打一仗，第一是不怕战。第二我们也不挑战，我们绝不主动的挑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绝不主张主动地来挑起一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，不怕战，不挑战。不求战，我们也不去追求打仗，什么意思呢？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毛泽东讲过一段话，毛泽东说“战争是一个可怕的怪物，我们人类总有一天要把这个怪物消灭”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之前也刚刚讲过要反对“黩武主义”，黩武主义就是好喜欢打仗，专门打仗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文明国家，还是要坚持和平共处的方针，坚持和平外交，这是第一点。

以日本为鉴，不排斥西学，警惕国粹主义

第二点呢，我建议我们要永远坚持批判继承的文化方针，我们许多研究日本史的朋友、学者都知道，日本本来也是一个被西方侵略欺负的国家，后来搞明治维新，明治维新以后提出四个字的文化方针，哪四个字？脱亚入欧，脱是摆脱，把亚洲原来那一套摆脱了，把它扔开了这叫脱亚，那么把原来亚洲的那一套摆脱以后干嘛呢？入欧，进入欧洲，就是要吸收，把西方的欧洲的那一套拿过来。应该说，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摆脱被侵略、被欺负的命运，成了一个新兴的强国，跟它在文化上采取了这种脱亚入欧的方针很有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西方比日本先进，比我们中国也先进，毛泽东曾经讲过，鸦片战争以后，当时的中国人要向西方找寻救国真理，因此产生了林则徐、洪秀全、孙中山等等，一大批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人。日本当年也是这样，也是产生了一批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人物，所以日本发展起来了，兴旺起来了，强大起来了。

但是今天看来，日本的脱亚入欧这个政策还是有问题的，把原来日本的思想文化里封建的东西丢掉是正确的，但是日本人是不是把所有应该丢掉的封建的、落后的东西，都丢掉了呢？没有，例如天皇制，天皇拥有崇高的地位，拥有巨大的权力，这个日本人没丢，作为日本人的思想支柱，武士道精神这个没有丢。所以后来这些东西发展起来了，日本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。在明治维新以后，在甲午战争前后，一方面日本有一种西化思潮，大家跟西方学，模仿西方，在这个同时，日本产生了一个跟西化思潮相对立的思潮，叫国粹主义思潮，那么这一部分人以当时的一位学者叫志贺重昂为代表，以他们办的日本人杂志为代表，这一派主张要保留日本的国粹，要把日本的思想、历史、文化的精华保存下来，所以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，在甲午战争前后，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潮，西化思潮和国粹主义思潮。

这种情况跟我们中国现在跟五四以后的中国有点想象，五四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，都有一种学习西方、模仿西方这种思潮，同时也有一种思潮叫国粹主义思潮，中国的国粹主义思潮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产生了，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、刘师培这些人。那么最近这一两年，在中国呼吁继承传统文化的这种声音突然强大起来了。

毛泽东早就讲过，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继承的是它的民主性的精华，丢掉的应该抛弃的，应该批判的是它封建性的糟粕，我们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直到毛泽东这个传统，优良部分我们应该珍惜，要继承，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我们是全盘继承，中国文化里面有许多宝贵的东西，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批判，必须要丢掉的。例如皇权专制主义，这个在中国是2000多年的一个传统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位，皇帝总管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文化的一切方面，皇帝一个人说了算，这个传统我想应该毫不可惜的丢掉，又例如等级特权思想，这个也应该毫不可惜的丢掉，所以对于传统文化，绝对不可以全盘继承，认为传统文化全是好的，没有任何糟粕。

对西方文化我觉得同样也应该是一个有分析、有批判的态度，这些年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舆论是不正常的，把传统文化说的好上加好完美无缺，把西方文化说的是“毒药”，没有任何好的地方，我就想不太通。孔夫子的东西、孟夫子的东西，我们要继承，但是我们有的人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产生的。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，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文化，是德国马克思、英国的恩格斯创造的，它本身是西方文化，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，黑格尔的辩证法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它就是西方文化的来源，既然当年的马克思、恩格斯他们可以从西方文化里边吸收它的精华，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，我们要把西方文化排除在外呢？

前一段时期我们搞了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，我们有的学者大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，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价值，这个当然是对的。但是我想不通的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边，还有几个价值，民主啊、自由啊、平等啊，这些是哪来的？我们的理论讲不出来这个问题，其实很简单，自由也好、平等也好、民主也好都是西方文化，都是西方的启蒙主义文化，都是西方批判封建社会主义，评判传统中世纪以后的新文化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勇于承认，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边，即有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，也有西方文化的优良部分，我们不能够把西方文化的优良部分排除在外，我们应该有勇气吸收各个时代，各个国家，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，让古为今用、洋为中用、批判继承，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。

肯定李鸿章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

第三个想法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永远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坚持研究无禁区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，这个是毛泽东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，我认为这八个字是发展文化艺术，发展科学的正确方针，我们应该永远坚持、永远继承、永远发展。但是我很遗憾，这些年来，好像在舆论界，在我们的媒体上，不大听得见或者很少听得见“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”这八个字，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亮剑，听到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面要不断的斗争。

我想抛弃百家争鸣，抛弃百花齐放的方针绝对是错误的，绝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，绝对不利于文化的发展，艺术的发展。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以后，也在用不同的词语，用不同的方式，在强调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方针。前一段时期，习近平同志到欧洲去访问，在中法建交50周年的会上，习近平同志讲了两句话，叫什么呢？叫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我今天没有带PPT，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困难，我稍微解释一下，万物，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，动物、植物，各种各样的生物；并育，同时存在，同时培养，同时发展，叫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万物之间并不互相残害，不是我杀你或者是你杀我，这个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界和谐。下面一句话呢叫道，道理的道，并行就是各种各样的主义，各种各样的思想，各种各样的理论这个叫道，并行同时发展，而不相悖，悖是互相冲突、互相批判、互相否定。那么这两句话本来是中国古代的儒家典籍《中庸》里面讲的两句话，叫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”那么习近平在法国的时候高度肯定这两句话，我以为这两句话实际上也是在提倡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坚持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方针。

现在学术领域里边正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不应该否定的东西，历史虚无主义应该批判，但是不能够把历史虚无主义扩大化，把任何思想、主张、学术特别是历史学里的各种观点，都把它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。在座的雷颐教授是研究李鸿章的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提出了八个字的口号，叫“外须和戎”，就是中国对外，要对外国人采取和平的方针，融是外国人，所以中国对外要和外国，要和列强和平相处，“内须变法”中国对内部应该要改革、要变法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个雷颐教授等一会儿可以发表意见，我认为李鸿章这八个字，虽然有局限、有缺点，但是总的来说是正确的，就是对外国、对列强我们要和平共处，对内我们讲要改革、要讲变法。但是我们前一段时期，就在这里批判李鸿章的思想，认为李鸿章妥协、投降、卖国贼，认为肯定李鸿章这个思想的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，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把历史虚无主义扩大化，把学术界的不同观点轻易的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，实际上堵塞了百家争鸣的道路。

公权要限制，民权要保障

我想讲的第四点就是要建设现代文明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永远坚持民主和法治，换句话说就是要永远树立宪法的权威。习近平同志在前一段时期，在纪念八二宪法制定的一次会议上，曾经很明确的讲过，要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，任何政党、任何团体、任何个人都要在宪法的范围下面活动，习近平同志还有著名的一句话，叫“把权力关在笼子里”，什么叫把权力关在笼子里？我想就是把权力关在宪法这个笼子里边，宪法的核心我个人感觉，我个人这样看，体现在十个字上，哪十个字？“公权要限制，民权要保障”。什么叫公权？国家的权力、政党的权力这个叫公权，什么叫民权？老百姓的权利，也叫自由的权利，集会的权利，选举权、被选举权以至于游行示威的权，这个叫民权。

八二宪法以及我们1949年以后，多次修改的宪法，我觉得核心就是要限制公权保障民权。公权本来就是强大的，有军队、有政府、有法院、有警察，公权本来就是强大的，如果公权不加以限制的话，如果听任公权泛滥，公权失控的话那是很危险的。

在座的诸位我想都可能比较年轻，如果你们想起文化大革命，想起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反右运动，反右倾运动等等，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公权失控，公权泛滥之后那种非常可怕的、非常危险的局面。所以有宪法首先要限制公权，要把公权关在笼子里面，要把公权关在宪法的这个笼子里面。民权要保障，老百姓的权利要保障，因为本来老百姓就是弱小的，本来老百姓就是权利很小的。

所以我说公权要限制，民权要保障，如果公权不加以限制，那是一种很危险的、可怕的局面，如果民权不保障的话，那么我想第一、政府失去监督，没有人监督政府了，如果民权不保障的话，错误就不能纠正，执政党的错误、政府的错误无从纠正，贪腐就无法制止而且冤案就不可能平反。如果再危言耸听的一句话来说，那么文革的错误就可能重犯，我们如果回忆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，由于民权得不到保障，所以我们打了50多万右派，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份子，到了文革大量的干部被打成走资派，为什么？就是公权膨胀，民权没有基本的保障。